12月21日上午，经过3个小时的庭审，江西高院对南昌大学原校长周文斌案作出二审判决：周文斌犯受贿罪，由一审的无期徒刑改判有期徒刑12年，其一审被认定的挪用公款罪定性不当。

二审判决显示，除一审认定的挪用公款罪不成立外，周文斌受贿所涉金额，相较于一审少了173万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二审庭审中，周文斌的态度有较大变化，放弃了对大部分受贿指控的辩解，只对有证据证明不构成犯罪的事实作了辩解。

而该案此前的一审庭审对抗非常激烈，开庭时间创下职务犯罪庭审纪录的犯罪，并一度推倒重来，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，因而广受瞩目。

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？澎湃新闻专访了该案辩护律师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究中心主任朱明勇。

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。

挪用公款罪为何不成立？

朱明勇认为，周文斌案二审，法院相对客观中立，基本保证了上诉人和辩护人的诉讼权利，开了好几次庭前会议。此外，辩护律师跟二审法官多次交换意见，避免了一审因沟通不畅而出现的多次辩审冲突。对案件基本事实的判定，也较一审更为理性。

周文斌被一审法院认定挪用公款人民币5875万元，犯挪用公款罪，判刑12年，江西高院二审认定其不构成挪用公款罪。对此，朱明勇认为，对挪用公款罪名的否定，表明二审法院对法律的适用更为准确。

“因为挪用公款的一个前提是指将公款挪用给他人使用，而本案的实质是南昌大学为教职工团购住房，是属于将公款用于公事，而且没有谋取个人利益。”朱明勇说，检方指控的挪用公款的事实，没有任何国家利益、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受到损失，周文斌没有获得个人利益。

律师跨境调查取证“拿掉”50万

相较于一审判决，二审认定周文斌受贿的金额少了173万元，其中，认定周文斌收受王雪冬人民币60万元、2003年4月收受沈亚群人民币100万元的证据不足；认定周文斌收受刘卫东人民币4.5万元、曹小秋人民币5.5万元、张华人民币3万元，定性不当。

朱明勇透露，本案二审期间，辩护人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，不仅对证人进行了重新调查，取得新的证言，而且还跨境调查，在香港取得了有利于被告人的关键证据。

朱明勇介绍说，在检方指控中，周文斌收受了港商王雪冬一笔50万元的现金。一审时检察机关向法院提供了王雪冬于2003年在香港汇丰银行提取该50万元，及其所在的香港某公司将该50万元做账的证明，试图证明行贿款的来源。此项受贿指控被一审法院认定。在二审期间，辩护律师前往香港，从汇丰银行调查到，港商王雪冬在2003年尚未在该银行开户。

这一证据最终被二审法院采信。“包括所谓周文斌收受沈亚群100万现金，辩护律师也找到一名证人调查取证，最终该100万不被二审法院认定为受贿，更大的意义是，此笔指控跟周文斌挪用公款罪名是否成立关系重大。”朱明勇说。

【对话】

澎湃新闻：周文斌案一审时，辩审冲突为什么这么激烈？

朱明勇：本案指控周文斌受贿2000多万、挪用公款5800多万，案卷73本，证人100多人，案情重大复杂，被告人否认绝大部分指控，但一审法院一度只安排3天庭审时间，被告人和辩护人多次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，未被允许，要求通知重要证人出庭作证，也未获允许。后来经过多次申请，一审法院最终允许一名证人出庭作证。绝大证人不被允许出庭、非法证据排除不启动，是辩审冲突的重要原因。

澎湃新闻：周文斌一审时在法庭上表现很受瞩目？

朱明勇：作为被告人，周文斌表现得很专业，对法律知识很娴熟，表达论证条理清晰，逻辑严密，并在一审中提出了一系列的专用名词，比如说高压锅理论、材料科学中的屈服点理论、高等数学中的概率论，还自创了证据体系评价表。

澎湃新闻：一审辩护最难的是什么？

朱明勇：证人不出庭作证。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人，应当出庭作证；还规定，如果证人不出庭，法院可以强制其出庭。这本来是刑事诉讼法2012年修改时的最大亮点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却难以实现。有时，不仅应当出庭的证人没有出庭，有的案件中，证人出庭翻供却被抓，再次出庭又翻回去了。这违背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和原则。这样的情况已经多次出现，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如何保证？

澎湃新闻：但二审期间辩审冲突没了，开庭时间也很短，而且当庭宣判，二审其间发生了什么？

朱明勇：二审期间，我们跟江西高院的合议庭法官经过多次沟通，也开了几次庭前会议，就二审开庭的程序以及相关案件实体问题，进行了良好沟通，也保证了此次庭审的顺利进行。特别是对挪用公款部分的法律定性，达成了共识。周文斌也寄希望更高一级的法院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作出重新评判，在此次二审庭审中，周文斌比较配合法庭调查，对部分事实作出了认罪和悔罪的表现，也符合当前的刑事政策，同时也对明显有证据证明不构成犯罪的事实作出了辩解和说明。

澎湃新闻：二审判决出现了重大改判，意味着什么？

朱明勇：周文斌被指控两个罪名，二审去掉了挪用公款罪，受贿罪由无期改判有期。2016年11月14日发布、将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、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》第9条规定，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职务犯罪罪犯，符合减刑条件的，执行三年以上方可减刑，减刑幅度应当比照本规定第八条从严掌握，减刑后的刑期最低不得少于二十年有期徒刑；减为有期徒刑后再减刑时，减刑幅度比照本规定第六条从严掌握，一次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，两次减刑之间应当间隔二年以上。

根据该《规定》，如果二审维持无期徒刑，之前的羁押时间依法不予折抵刑期，那么理论上周文斌很可能还要再服刑至少23年后才能获释。

周文斌于2013年9月26日被刑事拘留，二审改判其有期徒刑12年，其之前羁押的三年多时间将会折抵刑期。这样，改判后，周文斌的刑期缩短了15年以上。

澎湃新闻：你觉得周文斌案对贪腐犯罪案审判有哪些方面的价值？

朱明勇：贪腐犯罪案件有一定的特殊性，其证据很多是靠言词证据，而且证人多不出庭作证，这样，加大了律师的辩护难度，也加上律师调查取证有一定的风险，所以，贪腐犯罪案很难进行有效的辩护。

通过周文斌案可以看到，律师还是要尽可能地做更多的调查取证工作，以查明事实。贪腐犯罪案的辩护也并非无可作为。刑事诉讼证据为王，调查取证依然是刑事辩护的关键所在。特别是本案中，律师跨境调查，所获证据获得法院采信，弥足珍贵。

当下进行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，其核心要义就在于证据裁判原则，本案显示，如果有充分、客观、合法的证据，法院还是会尊重律师的辩护意见的。